比如，作为比例原则的发源地，德国联邦法院针对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发展出三种不同强度的适用标准，即明显性审查可支持性审查以及强烈内容审查[20]。

[76]《行政许可法》第42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而且，与比较法不同，根据效力内容，我们也无法对多层级行政立法进行泾渭分明的划分。

[77]参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确定的项目审核（核准）（1）涉及开荒的农业项目核准》，（2017-11-01），http：//www.henan.gov.cn/zwgk/system/2015/10/23/010593660.shtml。实践中，对某行为是否符合T1的判断，即为要件裁量。对法律效果的基准化，往往被称之为效果格化。而且，十分有趣的是，类似的观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同样存在。[64][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与域外法治发达国家行政法学上的处理完全不同，在裁量基准的具体定义上，国内学者更加习惯于将落脚点放在标准二字上，而不是现行行政立法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类型。但是，很显然，这会超出现行概念所设定的要件—效果格局，从而同样被排除在裁量基准的阵营之外。依照这一法理，实定法采取便宜主义，并不意味着将介入与不介入作为等价的选项从而赋予警察行动的自由，便宜主义原则毋宁应当被理解为，警察必须采取最为适宜的手段完成防止和排除危险的任务，在个人权利及法益面临危险之时，警察的裁量自由不断收缩，直至唯有一种介入方式不存在裁量瑕疵。

随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行政理念，也愈加深入到我国国家治理与法治建设的实践中。[66]参见前引[34]，宮田三郎书，第62页。据此，原告必须掌握被告的相关信息，才能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从而实现自身的权利。即便强调警察行政原则上不得干涉民事领域的论者，也承认虽属民事上的法律关系，如果同时又属于破坏了社会公共安宁秩序情形的，仍可以成为警察职权行为适用的配置对象。

依照辅助性原则，职权性介入应以尊重其他行政机关的优先处理权为前提，义务性介入仅应在个人无法通过民事救济渠道及时实现权利时方可实施，实施柔性介入前亦应评估其他行政机关排除危险以及个人通过民事救济渠道保护权利的可能性。作者简介：陈鹏，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需要说明的是，警察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民间纠纷当事人给予治安处罚，并不属于职权性介入。[77]也有学者持类似见解，认为对于法定范围内的治安案件，公安机关既可进行调解也可进行治安处罚，是否调解由公安机关裁量。[71]参见前引[54]，藤田宙靖书，第391页。按照该条规定，对于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28]参见[日]渡名喜庸安：《警察の公共性》，《公法研究》总第54号（1992年），第68页。但是，该条款所设定的要件过于宽泛。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3行终127号行政判决书。在形形色色的个案情境中，针对警察应否以及如何介入民事领域，还缺少较为统一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个人权利既受私法保护也受公法的特别保护，辅助性原则便不再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公安机关应当追缴违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财物并退还被侵害人。

[2]依照此种观念，私人主体的民事活动和平等主体间的民事关系，原则上并非行政应当干预的对象。[65]陈悦：《行政处罚制度完善的便宜主义进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96页。

民法典第534条规定：对当事人利用合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市场监督管理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监督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采取了便宜主义的规范结构，在司法实践中，即便个案情形满足该条所设定的要件，法院亦时常全盘认可警察享有裁量权，认为公安机关可自行决定是否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先行调解。[52]参见前引[46]，関根謙一文，第224页以下。从依法行政的一般原理来看，这本是没有疑问的。特别法中的个别规范不可能巨细靡遗地设想警察行政介入民事领域以保护个人权利的全部情形，此时概括性条款便可发挥兜底性作用，为警察采取积极行动以保护受害人提供依据，防止警察以法无明文规定为借口消极不作为。[63]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罚则规定，大多体现的是法定主义而非便宜主义，公安机关决定不予处罚的依据，只能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9条的例外规定，或者行政处罚法第30条、第31条、第33条第1款和第2款、第36条第1款的例外规定，法院不宜放弃判断违法行为是否满足这些例外条件，而直接以警察可以行使裁量权为由认可其不予处罚的做法。

德国学者围绕辅助性原则所举的两个例子，或可阐明协助排除程序障碍与协助胜诉的区别。[28]治安调解恰恰是以潜在的处罚可能性作为威慑，其背后的压制性因素不容忽视，因而契合职权性介入的手段特征。

[31]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行终503号行政判决书。首先，在私权侵犯救助义务方面，适用辅助性原则意味着，仅当私主体单纯利用民事救济程序不足以及时排除权利侵害时，警察方有义务介入侵权行为以保护个人权利。

因此，辅助性原则在义务性介入中的适用，处理的是警察的介入义务与民事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其具体要求是，只有在个人无法通过民事救济程序及时实现权利的情况下，警察才承担介入义务。真正与辅助性原则相关联的，是警察介入民事领域的职权与其他行政机关的权限相重叠的情形。

[25]这些理解皆超越了福斯多夫所主张的服务行政观念。[59]但是，追根溯源，便宜主义原则并非纯然的观念建构，而是与实定法解释相关联。人民警察法第21条第1款也仅要求警察帮助解决纠纷，而非直接解决纠纷。[18]参见上引吕艳滨文，第161页。

鉴于甲提起诉讼或申请保全时必须特定化对方的姓名和住所，而司法上不存在对此加以确认的程序，故警察可以应允该请求。然而，我国学界对该问题的理论探讨，大多以不干涉民事原则为起点展开，[7]少有对警察行政何以能够介入民事领域予以正面分析。

（一）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 若某一民事活动或民事关系有危害公共安全或社会秩序之虞，警察介入其中以排除危险或妨碍，契合警察行政权之固有旨趣。[14] 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13]于是，德日等国的相关学说与判例，普遍开始吸收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以私法秩序救济私权利便已足够的认识逐渐落后于时代，除法院外，警察机关也参与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之中。在此理念下，解决市民社会中的纠纷被认为是司法权的任务，行政权的任务则指向公益，以维持并统合国家的公共秩序为主要内容，公共行政对市民社会的介入仅限于取缔违反秩序的行为，[12]私人之间的纠纷或权利侵害，应由个人决定如何解决或救济，警察原则上并不干涉。

鉴于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对于前一问题已有充分关照，下文仅着重探讨警察法上的特别要求如何对警察的介入行为起到指引和约束作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的，公安机关不予处罚。[78]问题在于，若警察可借裁量之名任意放弃调解，径行实施处罚，对于相对人来说，行政程序将失去可预期性，警察职权的行使也将沦为恣意，故仍应限缩警察的决定裁量余地。尤为值得探讨的是，除特别法的具体规定外，人民警察法第21条中的介入义务条款，可以为警察履行介入义务提供何种规范资源，又可以派生出何种具体的介入义务。

[67]参见前引[46]，関根謙一文，第225页。职权性介入属于警察行政的固有内容，体现了传统警察任务的公共性导向。

[10]参见[日]米田雅宏：《警察権の限界論の再定位》，有斐阁2019年版，第135页。并且，第6条的规定本身欠缺授权规范所必需的要件—效果结构，该条对人民警察职责的罗列，宜被理解为分配警察行政事务的组织规范，而非授权规范。

[57]参见前引[39]，Scholler等书，第346页。[68] 当代的大陆法系警察法通说，以裁量权收缩至零的法理，为便宜主义原则下的警察裁量权划定边界。